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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12日,由新四军六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改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不到一年的
彭雪枫,发表了《为紧急动员告淮上绅耆书》
,号召地方贤明父老绅耆要教育砥砺淮上人民奋勇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
发表此文的背景,在于从淮上起家参加抗战的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六旅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十八团团长吴信荣率部叛变革命,裹挟部队二千余人,投向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国民党汤恩伯部。
而经此事件,淮上风雨飘摇,本不乐观的抗战形势变得更为恶劣。
这个震动中央的三个团级干部叛变事件,可谓是抗战期间出的一个大事,史称
“耿吴刘事件”
。
时任司令、团长的我军中级领导人为什么要背叛我党?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叛变怎么成功的?这是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
叛变后的人生结局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
一、叛变的起因
此次事件中叛变革命的耿蕴斋、刘子仁、吴信荣三人,都非参加我党多年的老革命,而是在抗战开始后,为保存和壮大自身力量,组织当地的民团组织投靠我军的投机者。
此后,他的队伍被改编并上升为主力部队,但受
“湖西肃托”事件
影响,耿蕴斋自行返回老家萧县。
抗战爆发后,他开始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被当地共产党组织看在眼里,又恢复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萧县被日军占领后,他聚拢了上百人的游击队,以此发家,建立了一支游击武装。
此后,他的队伍被改编并上升为主力部队,但受
“湖西肃托”事件
影响,耿蕴斋自行返回老家萧县。
频繁的调动,肃反的影响,内心认为明升暗降,国民党顽固派的劝慰,一个加一个在他身上产生影响,就像压死骆驼的一根根稻草,
一个个看似不重,最后加起来就推垮了耿蕴斋的心理防线,让他产生了出走的想法。
而自己一个人走,到了国民党那边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没有什么“投名状”是要不到什么官的。
于是,耿蕴斋想到了自己的老乡和学生吴信荣,何不拉着他一起带队伍走,那不是多了更多的本钱吗?
于是,他拉上了吴信荣和出身国民党西北军石友三部的刘子仁,从而制造了一个我军历史上不多见的集体叛变事件。
二、叛变的详细经过
耿蕴斋从湖西带着一个侄子任连长的警卫连回到萧县后,和驻萧县的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吴信荣两个人终日在一起神神秘秘地商量,其发展的亲信也不时地露出一些马脚,这些情况不断引起了我党的注意和警惕。
但是为了抗战大局,也为了稳定队伍,我党还是决定争取说服两个人,让他们稳定下来,不要做出无法挽回的举动。
于是,我党决定采取一个先教育再惩罚的完备行动,一边让六旅政委兼保安司令部政委的
吴芝圃
去给两人做工作,如果实在不行,就让六旅17团团长刘子仁扣押两人。
彭雪枫
而让党组织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平时看上去积极要求进步,表现良好的深得豫皖苏边区主要领导彭雪枫信任的刘子仁,却是早已联系上国民党军21师
侯镜如
部准备叛变的投机分子。
这个和他的老上级石友三一样随时倒戈的投机分子准备好好利用这个时机,于是,
对这个扣押耿蕴斋和吴信容的计划他并没有执行,而是在关键时刻立刻转向了,他把这些信息都通报给了耿蕴斋和吴信容,并决定和他们两个人一起“回归”国军正统。
一些革命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和他一起参加叛变,比如
团政委蔡永
,就是一个经历过红军长征的红小鬼,十二岁参加革命,逐渐从少共国际师的一名小兵成长为久经考验的忠诚领导干部。
这些人将成为他叛逃的阻拦索,也就是刘子仁必须要解决的所谓障碍。
1940年12月11日,刘子仁把17团里所有他认为是他障碍的六七十名上级下派干部扣押起来,
包括团政委蔡永、副团长周大灿、团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等都成了昔日自己人的阶下囚。
12月12日,到耿蕴斋和吴信荣处做说服工作的吴芝圃被软禁起来,慑于吴芝圃的极大声望,耿蕴斋和吴信荣并不敢杀害他,最终让吴芝圃择机回到了部队。
而在17团的那些被刘子仁关押的干部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17团政治委员蔡永的筹划和指挥下,被关押的干部战士举行了暴动。
他们趁着一个警卫班长进房间时夺枪,然后又去抢夺机枪,领导干部带头迎着判军的弹雨冲在前面,
17团副团长周大灿、团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组织股长盖卓如、特派员温治平、干事杜豪杰等当场牺牲。
蔡永受重伤后突围被当地群众救治后被部队接回。
三个人带走部队后,豫皖苏边区领导非常心痛,但还是想把部队拉回来,于是,便制定了拉耿打刘的策略,后来反复派有做工作都不行,最后决定消灭叛军。
而十七团以萧县人为主,这支受刘子仁地方派系影响的叛乱队伍有迫击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且弹药充足,六旅十六团等除了夜袭十七团特务连取得成果外,其它都被叛军挡回。
彭雪枫等人对此叛变都深感自责,尤其是彭雪枫认为此事自己应当负主要领导责任。
因为刘子仁是他深为信任且用人不疑的人,受此影响,根据地其它人都认为刘子仁可靠,从而失去了应有的警惕。
耿吴刘叛变事件造成的影响非常坏,随着三人叛变的当地四个县的基层政权也都反水,整个豫皖苏边区遭到了重大损失,根据地民心士气受到极大的打击和破坏。
而在汤恩伯率领的31集团军十万顽军进攻下,新四军第四师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豫皖苏根据地,退到了路东地区。
三、叛变者的结局
叛变者最终的需求,要的无非是官和财,而国民党唯独不缺到处滥发的委任状和可以到处搜刮民财的机会。
1941年3月,刚发动完皖南事变,踌躇满志的汤恩伯召见了叛徒耿蕴斋和刘子仁,马上满足了他们的当官发财梦。
耿蕴斋被汤恩伯任命为苏鲁豫皖边区挺进游击支队第一纵队少将司令,而刘子仁为一纵队副司令兼二支队司令,吴信容为三支队司令。
还真是司令满天飞,少将随处给。
跟随三人叛变的人都升官了,可这也意味着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要为这些付出早已标好的背叛的代价。
耿蕴斋在投靠国民党后,又被外派到别地当了个挂名的少将司令,一点实权没有。
于是,在抗战结束后,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天平倾向我军时,看到局势走向的耿蕴斋幡然醒悟,选择逃回了解放区,并向当地党组织悔过并纳下投名状,派他的子女参加革命工作,
这样的安排既显示了其忠诚党的意识。
他的儿女也争气,在革命队伍中茁壮成长并有所成就。
后来,虽有波折,但他也为自己昔日背叛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最终,耿蕴斋放下一切,回到家乡务农生活,于1962年逝世。
可以说,耿蕴斋算是幸运的了,他的学生吴信荣则比他少活了二十年。
在1942年,吴信荣病死军中。
有人说,这是老天爷公平,看他不顺眼了。
这个叛徒实在是太坏,可谓心眼用尽、坏事做绝。
从共产党队伍中叛逃到了国民党军队中,然后不久又投靠了日伪军,对抗日民主政权武装多次袭击,并杀害了不少的抗日军民,这样的人老天都容不下,于是,1942年3月,他得了个其惨无比的怪病死了。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死后,接他司令大位的亲兄弟
吴信元
,又于1944年在战场上起义,拉着他的队伍投靠了我军。
这既是历史的轮回,也有人说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如果说因果有报,那最明显的就是刘子仁,那真是求仁得仁,求锤得锤。
这个“耿吴刘叛乱事件”的主谋刘子仁,和他出身的西北军石友三部一个德性,就是倒戈成性,投机有术,有奶便是娘,可谓毫无道德底线可言。
当了国民党任命的司令后,又不满足,1944年,又投靠了
汉奸张岚峰
,又当了个伪军师长,只是这次他投的时机不太对,小鬼子虽然还蹦着欢,但明显已经是日暮西山了。
可这难不倒刘子仁,抗战胜利结束后,刘子仁又重新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所部被收编,他又成了国民党军新编54师师长,终于又重新混上了国军少将军衔,可没想到,这个少将也就是国民党给他的最后礼物了。
从1945年回归国民党军队,到1949年,刘子仁只是换了个位置,但也还是少将,不是他不卖力,只是,这样的随时叛变的将军,实在不是哪支军队敢重用的人。
如果你以为他的投机生涯到此为止,那可就太小看这个人的品性了,1949年年底,时任国民党军127军309师少将师长的刘子仁再次率部起义,再次投靠了共产党军队。
起义后,刘子仁被在第二野战军中工作的原豫皖苏边区夏邑抗日政府区长王炜发现并检举揭发,1951年3月,已经转业回地方的刘子仁被揪出来了,其后被逮捕入狱。
戏剧性的是,昔日他派出骑兵要追杀的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政委、今日的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派人把他提回了河南开封。
吴芝圃
1951年3月7日,这个可耻的叛乱分子终于在他51岁时迎来了他人生的结局。
同样在1951年被审判的,还有他昔日叛乱时最得力的特务连长吴某。
这个人在叛乱时特别卖命,亲手抢夺政委蔡永的调兵印章,亲手捉拿共产党人,亲手枪杀昔日战友,最后在建国后被其子女举报,被捉回老家公审并判处死刑,终了他可耻的一生。
值得一说的是,和耿蕴斋一样,刘子仁的子女受他们的影响不大,共产党人功过分明,承认刘子仁最后起义的政治定性,于是,作为起义人员的子女,他的儿子成了一位人民教师。
结语:
新四军六支队下属的四个地方总队,只有
张爱萍
的四总队发展成了新四军九旅,其它如耿蕴斋、吴信荣和刘子仁的几个总队,因为没有处理好地方部队与主力部队,地方党组织与上级的关系,以致出现了叛乱事件,整个根据地也最终受挫。
其原因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是值得反复研究并总结经验的。
而叛乱者的最终结局也警示人们,要看清局势,看懂趋势,掌握走势,才不至于选错道股票杠杆,走错路,跟错人,最终走上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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